英国石油面临100亿美元化学品泄漏诉讼

记者：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

这说明，重视工业而轻视城市的倾向，由来已久。没有农业和农产品的支持，工业想快也快不起来。

搞农村调查研究的，为什么要扯上国民经济？原来1984年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农产品卖难——农民增产的粮食、棉花，交售时遇到国家仓储不足的严重困难，到处排队，引发农民抱怨。记忆中是一间不大的客厅，阳光透窗而入，陈锡文、罗小朋、白南生、杜鹰、高小蒙、邓英淘、高山围成一圈散坐，我受差遣拿了支粉笔在小黑板上做记录。如果市场需求把初级农产品一马当先的增长拉下来，国民经济继续增长的引擎何在？新的机会与挑战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当时老八队一起讨论国民经济的背景。当时分解，1979-1984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9％的增长，大头来自农民新增消费与新增投资（主要是农村住宅）的贡献（约占62％）。似乎不难明白，是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才显出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胃口不够大，所以引发卖粮难、卖棉难。

前提的前提，是认识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既不自然、也不正常。工业化在城市高速推进，而众多的农村人口则同小部分国民收入组合在一起，保持着一种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

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

今天，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袁剑认为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

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编者按：本文为袁剑先生新著《大拐点》序言，由该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授权FT中文网首发。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

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

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

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

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因为这个原因，实力已经极其强大的分利集团，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所获极少甚至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

如果听信那些肤浅且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内部利益分配结构上的强大动力。当下正值中国经济面临多重转型时刻，悲观和乐观的理由都值得审视，我们认为本文有其特别的借鉴意义，兹刊已飨读者。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真可谓增长愈疾，社会愈衰。

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

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